东方早报：国民奥运心态从英雄时代到明星时代

　　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了中国体育的一个顶点，大家都挣足了面子，体育的功能会发生变化，竞技会被淡化，这是必然的。

　　——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得主许海峰

　　那个时代人们需要金牌，不需要体育，体委需要冠军，不需要运动员……

　　——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

　　2008年是一个节点，之前中国体育是“英雄时代”，中国需要通过体育来彰显国力，激励民众，2008年之后，这样的功能开始削弱，中国体育进入了“明星时代”。

　　——《全体育》杂志主编张路平

　　体育已经成为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，运动是他们感受生命的重要形式，而中国自古就把体力与脑力割裂开，这种体育观已经不合时宜。

　　——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罗宏涛

　　早报记者 陈均

　　用一块金牌去唤醒民族自豪感、振奋民族精神，当年，中国一代又一代体育健儿都会带着这样一种使命感走进奥运赛场。人们对金牌和荣誉的需求直接而单一，“唯金牌论”也应时而生。

　　那么，在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的今天，尤其是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空前的金牌潮之后，国人对于竞技体育、对于奥运会是否还抱有曾经的价值取向与欣赏角度呢？早报记者走访发现，无论是体育从业者、专业媒体人、学者还是普通民众，都已经针对这一问题开始了或多或少、或深或浅的思考。

　　那个时代需要金牌

　　不需要体育

　　“体育是社会政治的一种需要，过去咱们什么都没有，国际上没有一个叫得响的行业，拿块金牌的确能唤醒民族自豪感，现在经济发达了，全世界都看得到中国两个字，一两块金牌算什么？”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，许海峰为中国代表团射下了奥运历史上第一枚金牌，很难想象他眼中对于金牌却如此看淡。

　　在许海峰看来，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了中国体育的一个顶点，“大家都挣足了面子，体育的功能会发生变化，竞技会被淡化，这是必然的。”竞技体育被淡化之后，是否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呢？许海峰不置可否，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则认为中国人需要把体育真正融入生活，“中国人还是比较关注谁赢了，不太在意自己是否参与了，有很多人不喜欢运动，但到了比赛那天，他会问谁赢了，这样的运动一点都没有意思。”

　　同样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成为民族英雄，但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在李宁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深刻，4年后兵败汉城，情绪过激的国人给李宁寄去了刀片和绳子，回国的飞机上，金牌选手坐在头等舱，李宁等到所有人都下了飞机，才和跳高名将朱建华仓皇离开，以躲避外面欢迎的人群，“那个时代人们需要金牌，不需要体育，体委需要冠军，不需要运动员……今天是否还要继续几十年的呆板体制呢？这是值得商榷的。”

　　李宁之后，一代又一代中国体育健儿走在同一条轨迹上，而社会的进步让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，叶冲、王海滨和董兆致在2000年奥运会男子花剑团体比赛中没有赢得金牌、屈居亚军，他们同样被国人当作偶像与榜样，43岁的叶冲封剑多年，伦敦奥运会雷声夺冠的那天，他兴奋不已，不过叶冲再三叮嘱媒体不应该只关注夺金的选手，“奥运并不只有金牌，竞技体育体现的是一种挑战自我的精神，我们完全应该给予那些没有夺金的选手更多关注。”叶冲现在是国家青年队的教练，他培养着一帮子年轻的专业击剑运动员，但他似乎很羡慕那些真正把体育融入生活的年轻人，“我在击剑俱乐部看到一个美国小女孩，她一周运动6次，击剑、芭蕾和网球各两次……我们的孩子就是上学、补课、回家。”

　　从“英雄时代”到

　　“明星时代”

　　“我们依然关注金牌，但也关注金牌之外的东西。”作为《全体育》杂志主编，张路平坦言媒体人也在反思，毕竟，经过了北京奥运会的巅峰之后，现在的中国体育应该脱离“唯金牌论”的盲目阶段，“这一次羽毛球队‘消极比赛’，我们留意到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是不上诉，这就是一种进步，体育需要金牌，但也需要对体育精神的尊重，虽然羽毛球队最终包揽了所有的金牌，但并不意味着功过相抵。”

　　按照张路平的说法，这种改变其实是自上而下的，“2008年之前，国家体育总局的任务核心是‘奥运争光计划’，但2008年之后，2009年8月《全民健身条例》随即出台，这证明国家决策层已经意识到需要改变，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国民本身，而不是仅仅聚焦于竞技体育本身。”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抛弃“唯金牌论”并非就此淡化金牌意义，张路平眼中，金牌永远是竞技体育无法回避的要义，也是媒体报道的重点，“美国是体育强国，多次占据金牌榜榜首，但美国媒体对于金牌的报道也是铺天盖地；英国是众多现代体育运动的发源地，他们需要靠一块金牌来证明自己吗？事实上，东道主为了金牌不惜‘左右’裁判……”“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！”对此，张路平直言不讳，“作为媒体人，我深有体会，我们自己的刊物曾经做过‘从雅典到北京’的报道，但回过头看看，很多都是在记录结果，有多少是真正脱离了金牌在诠释一个过程？”

　　当然，从北京到伦敦，其间的变化张路平也深有体会，“2008年是一个节点，之前中国体育是‘英雄时代’，中国需要通过体育来彰显国力，激励民众，2008年之后，这样的功能开始削弱，中国体育进入了‘明星时代’。”刘翔、李娜等蕴含巨大商业价值的运动员就是张路平眼中的“明星”，“现在你还能记得北京奥运51块金牌都由哪些选手获得？你记得的是刘翔的退赛，这就是明星效应，体育变得更加商业化、娱乐化，观众都是在欣赏奥运会，欣赏运动员不同形式的魅力展现，奥运在民众心目中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变化。”

　　“对我们来讲运动员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，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。”一位耐克中国有限公司公关部的负责人表示，耐克从运动员身上看到很多令人启发的故事，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些题材，“正是基于这样的灵感，我们这次在全球推出‘伟大’这个词语。但是我们希望‘伟大’这个词能够更接近一般的消费者，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影片，让更多的人被激励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活出自己的伟大，能够让自己更有信心，这是我们在中国市场活动中最希望传达的。”

　　08志愿者

　　看伦敦奥运

　　1987年出生的黄泓清，首次在记忆中“留下印象”的奥运会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。按照他的说法，稍微懂事一点后，长辈们谈及奥运必然会提到“兵败汉城”。这一点和1970年、1980年代生的大多数孩子相似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，奥运成了一件很大的事，关乎民族兴衰、国家荣辱。

　　上学以后的黄泓清开始关注每届奥运会。当时间定格在2008年，奥运会终于在家门口举行，已经是一名大学生的黄泓清身份是一位志愿者，“当时想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机会难得，如果错过了（做志愿者），这辈子都再难有机会。”黄泓清内心充满幸福感与自豪感，“所有人都无法忘记那段日子，今年伦敦奥运会开幕时，大家还统一身着当时志愿者的服装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聚会。”

　　4年之后，黄泓清已经从校园走入社会，但因为曾经作为志愿者的经历，他明显有自己的视角，“我很不理解，我相信伦敦的这些志愿者也辛勤付出了，为什么就没有一些正面的报道呢？”对于伦敦奥运的乌龙百出，黄泓清也有自己的看法，“可能是两个国家民族文化不同带来的一些差异吧，北京奥运是倾举国之力，伦敦奥组委还有自己筹款，对于志愿者的培训恐怕就没我们那么完备了吧，我们那时候的培训甚至要求简单掌握英语之外的韩语、日语和法语。”

　　“过度依赖一个人去为整个国家、民族去证明，这是一种病态。”就职于一家体育文化公司的丁晓超与黄泓清同龄，刘翔比赛那天，他没有和大多数人一起挤在电视机前，而是在网上整理一些相关的体育视频。

　　“今天一上优酷，第一页就是刘翔做完手术了，他已经29岁了，是不是要跑到40岁才行呀？”丁晓超并不是一个“刘黑”，事实上，他认为刘翔已经足够好了，“那一天，我听到隔壁房间一声叹息，我就知道出事了，随后我通过网络反复看了整个过程，很感动。”

　　童年时候的丁晓超，对于奥运会的概念是有些错乱的，“1994年亚运会在广岛举行，那个时候刚刚懂事，看大家都很关心，以为这就是奥运会。”直到上了中学以后，丁晓超才如梦方醒，不过丁晓超始终认为学生时代的自己是没有判断力的，“小时候媒体说啥，我们看啥，现在才会有自己的判断，像乒乓球项目虽然能拿金牌，但我不爱看，而且现在的中国缺少的不是一块金牌，总不可能超越北京奥运会吧。”

　　学者眼中的

　　竞技体育

　　中国体育的小众化、特殊化让一些有感于此的学者痛定思痛，而当一块奥运金牌已经难以刺激公众神经的今天，一些学者更有理由提出自己的见解，“竞技体育应该是大众的而非小众的，不能用天才论、选材学和唯金牌论把大多数青少年隔绝在门外，竞技体育应该理直气壮进入学校，普通民众不仅可以有健身的权利，也应有参加竞技的权利。”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元镇如是说。

　　卢元镇坦言自己不是竞技体育的反对者，“竞技体育对改造中华民族民族性有重要的作用，儒家文化排斥竞争，是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的，竞技体育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文化副产品。”卢元镇认为体育应该走向市场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靠计划过活，至于“唯金牌论”更是让他深恶痛绝，“非要将竞技体育的多种社会功能单一化，其结果是将竞技体育推上绝路。”

　　同样的观点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客座教授罗宏涛，“体育已经成为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，运动是他们感受生命的重要形式，而中国自古就把体力与脑力割裂开，这种体育观已经不合时宜。”按照她的理论，既然中国人已经逐渐不需要以某个人的竞技成绩来增加自豪感，那么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应该进一步与世界融合，接受更丰富的体育观念。